青石斋

　
         许纪霖先生在台北访问，参观了设于中央研究院里的也可能是台湾地区唯一的胡适纪念馆，归来后他写有一文，题《寂寞的胡适》（见许纪霖：《另一种启蒙》），内中有这样一段：
　　“乃至（胡适）纪念馆门口，我才发现所谓纪念馆，不过是一座毫不起眼的小平房而已，张君（陪许参观者）告诉我这是当年胡适做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住宅。在五六十年代有一座这样的小平房，已经很了不得，推门进去，迎面是一个胡适的半身胸像，真人般大小，在向你微笑……小小的屋子，除了几张陈旧的故人照片之外，就是玻璃橱中的遗物了。内屋是胡适的卧室和办公的地方，都是原物，显得死气沉沉……我兴意阑珊地出来，想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鲁迅纪念馆，哪一个不比胡适纪念馆风光几十倍！”
　　看样子台北胡适纪念馆是够“寒碜”的了。拿它与北京等地鲁迅纪念馆相比，说后者“风光几十倍”，确实不算夸张。同为中国新文化开山与奠基的两位元勋，身后景象竟是如此荣枯判然，是难不叫人有感世情如幻，而相与一叹的。
　　不过，对此事我有与许先生一样的心情，也有与许先生不同的感受。对于历史文化名人，我想只要其文章著述与精神人格能为世所重，为人共仰，就是历史和公正给予的最好价值定位了，其它之有无，都是可以不计或略计的，是有一搭无一搭之事。当然，给名人一定物质形式上的礼尊，比如保护好其身后的故居、墓丘、器用之物及相关的场景等也属必要，并且是极当重视之事，但关键则在能否保真，是否具有真实上的唯一性。否则或虚舟飘瓦，无中生有，或复制模仿，图解观念，那就没有什么意思。看（自然是从许文的感受而得）台北胡适纪念馆，简则简矣，但仍可见胡氏晚年生活状态的一点原汁原味，也就说得过去了。说实在，我参观北京鲁迅纪念馆，低回难去，心向往之的也只在那个有“老虎尾巴”的平房小院，于与其相配的那些壮阔建筑，并无多少兴味。现在对历史文化名人遗迹，各地都很重视，这是好事，但相随其后还有若然的势不可当的假大空。在一些地方，似乎哪怕仅仅是个传说，说是某某名人在当地留宿过几夜，也可能搞出个某某“故居”来，而建筑物的求大求阔，更是常式，不是塑像、香案、烛台等地装点起来，弄成个俨然庙宇样，就是亭台楼阁，小桥流水，造出一种贵族士大夫的家宅景，仿佛那些文人生前的生活，就是这般神圣，这般富足，这般惬意，这般诗情画意，又时逢海宴河清。其实这都是想象，用意虽好，使死者地下有知，我看也不会认账，必要涕笑皆非的。
　　有无必要重复一下上面话的意思呢？我的意思是说：对历史文化名人，在精神的纪念之外，于物质形式上，能搞点“真”的东西更好，没“真”的可搞，也不是什么缺憾。最无聊的是没“真”的要搞假“真”的，小“真”的要搞大“真”的，虚“真”的要搞实“真”的，作伪，克隆，膨化，注水，借历史文化名人，搞一种名曰文化其实是伪文化的文化浮夸。马克思身后，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占地不过“一抔土”而已，可是谁能否认这位智者的精神力量，所带给20世纪人类生活无与伦比的影响？相反，金字塔和十三陵下，埋葬的都是历史上一时权力顶峰人物，陵墓巍巍，令人叹止，可那墓中的阴灵，又有几人会弄清他们的尊讳？自然，作为文物与旅游资源，还是极可宝贵的，此属另外话题。
　　
　　《中国文化报》2002年12月21日，刊时有删节，现按原稿补上；《报刊文摘》2003年1月1日有摘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