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石斋

　　今天谈“尊孔读经”问题，如果只是笼统地肯定或否定，都会陷入认识误区，这是一个必须具体分析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从历史角度看，“尊孔读经”，有特定的政治内涵，它是指民国初年一些封建复古势力，欲借尊孔读经之名以恢复中国封建皇权专制的活动。其时孔子和儒学经典，事实上还具有法定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作为绝对思想权威孔子象征的孔庙，依然遍布州县，春秋仍由政府主持公祭，即使像北京大学这样的新式学校，文科仍有例行祭孔；儒学经典依旧垄断性地被作为各级学校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教材；在一些地方人们有意或无意对孔子偶像有所触犯，还可能受到追究与处罚等。面对这一状况，新文化运动虽然被称为是“文化”的，实际可以说还是很直接的政治运动；如当时的反孔，政治意义就远远大于学术意义，因为其矛头所指，乃是其时刚刚结束不久的封建君主专制和相继出现的封建军阀专制。至今我们还要基本地肯定“五四”批孔，意义也在这里。
　　今天，我国有些地方的学校（也是很个别的），又出现了一些如举办“国学班”之类的特别教学活动，这可能是针对学生疏忽本国文化学习或汉语基础薄弱而实行的一点特色教育，与另一些学校常见的如京剧班、书法班一样，都属正常之事，不足为怪。但这事也引起了一定的社会敏感，于是有人就写文章（近年见于各报刊已有多篇，而如见刊于《杂文报》2002.11.9苏中杰《还让学生尊孔读经？》一文可说颇具代表性），将昔年“尊孔读经”这一罪名又搬出来，等于换了一下概念，以用来说明现在“国学班”之类出现的可怕性。这很耸人听闻，可这并不符合中国实际，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有目共见，今日中国与民国初年的中国已有天壤之别。今日孔子及其学说，也早已不再具有立法意义上的任何特权，就是那些偶然设一点“国学”或“传统文化”名目教学的学校，其基本教育方针与教学内容并没有因此而有主体性的丝毫改变，怎么可以一下就上纲上线，与“尊孔读经”联系起来，而数黄论黑，冷嘲热讽，对其大事张伐？实在说，小题大做也是一种浮躁，很不足取，尤于严肃的学术问题，更当深忌。
　　其次，“尊孔读经”，倘如作书面解，则其涵盖的内容就更是不能简单地否定了。“尊孔”或可一议，因为此“尊”如作昔年“尊孔”之“尊”义，那是提倡绝对崇拜，当然要反对，但如作“尊重”之“尊”义解，则对于一位历史文化名人来说也并不过分。再说“读经”，“经”是什么？有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之名，此为各个历史时期对经的不同叫法，内容稍有出入。据我的印象，这些书除《孝经》外，其全部或其一定篇章，好像就从没中断地出现在各类学校的教材或参考资料中，这说明“经”本来就是“读”着的。如今却又突然为“读经”大惊小怪起来，岂不令人莫名其妙。总之，对孔子及其学说不论怎样抱有偏见，它还确实是不能否定也否定不了的。况且，不妨作个设想，就算能从中国文化中挖掉孔子及其学说的影响，那中国文化还会剩下什么，叫我们还能承认它是文化，可都两说了，就是《鲁迅全集》能否保留，我都怀疑，因为鲁迅虽然在其时（那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反孔的，可他的著作从正面征引上述几部书的资料，可谓触目皆是。
　　再次，把孔子思想与封建专制思想等同起来，这是已为许多学者指出的一种理论幼稚，今日反孔论者对此仍似置若罔闻。须知，孔子思想是一个学派思想，是中国特有的，而封建专制思想是一整套思想体系，是世界各国共有的，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否则，其于世界各国曾经存在和现仍有存在的封建专制政体将无法作答。此外，有文章责备孔子思想没有“民主的呼声”、“自由的呐喊”、“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等，是的，孔子思想没有这些明确的现代概念，可是请问在欧洲启蒙思想出现以前，哪一个古典思想学派有这些话语？不错，雅典城邦是讲“民主”的，但那“民主”可是排除奴隶阶级在外的。不过这么说，并不是说孔子思想就完全没有对个体生命尊严的肯定和赞扬，这是一些专题学术问题，不是简单几句话可以说清的，这里不再说它。倒是有一种客观，最能证明这一学说的价值，那就是时间。一种思想，一个学说，倘无真诚的人性之爱和人道关怀，纵使有多么强大的权势吹捧，它也是不可能持久深入人心的，更是不可能历经几千年强力捶打，而不失其光辉的。
　　现在讲思想很时髦，并且讲思想一定要讲到孔子那里，弄出一个批判“终端”，达到“万恶归儒”，好像才有深度。实则浅之极矣，无非大套话一个！标榜“自由民主”，高唱“现代理念”，到头来竟是搞了个一网打尽的文化自杀，我想这些论者，苟如不失一点民族自爱之意，手捧瓦砾，当不知作何感想。一念偏执，情面难碍，竟至愚此，亦可痛哉！
　
　　　　　　　　　　　　　　　（《杂文报》2002年11月26日）

　
         许纪霖先生在台北访问，参观了设于中央研究院里的也可能是台湾地区唯一的胡适纪念馆，归来后他写有一文，题《寂寞的胡适》（见许纪霖：《另一种启蒙》），内中有这样一段：
　　“乃至（胡适）纪念馆门口，我才发现所谓纪念馆，不过是一座毫不起眼的小平房而已，张君（陪许参观者）告诉我这是当年胡适做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住宅。在五六十年代有一座这样的小平房，已经很了不得，推门进去，迎面是一个胡适的半身胸像，真人般大小，在向你微笑……小小的屋子，除了几张陈旧的故人照片之外，就是玻璃橱中的遗物了。内屋是胡适的卧室和办公的地方，都是原物，显得死气沉沉……我兴意阑珊地出来，想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鲁迅纪念馆，哪一个不比胡适纪念馆风光几十倍！”
　　看样子台北胡适纪念馆是够“寒碜”的了。拿它与北京等地鲁迅纪念馆相比，说后者“风光几十倍”，确实不算夸张。同为中国新文化开山与奠基的两位元勋，身后景象竟是如此荣枯判然，是难不叫人有感世情如幻，而相与一叹的。
　　不过，对此事我有与许先生一样的心情，也有与许先生不同的感受。对于历史文化名人，我想只要其文章著述与精神人格能为世所重，为人共仰，就是历史和公正给予的最好价值定位了，其它之有无，都是可以不计或略计的，是有一搭无一搭之事。当然，给名人一定物质形式上的礼尊，比如保护好其身后的故居、墓丘、器用之物及相关的场景等也属必要，并且是极当重视之事，但关键则在能否保真，是否具有真实上的唯一性。否则或虚舟飘瓦，无中生有，或复制模仿，图解观念，那就没有什么意思。看（自然是从许文的感受而得）台北胡适纪念馆，简则简矣，但仍可见胡氏晚年生活状态的一点原汁原味，也就说得过去了。说实在，我参观北京鲁迅纪念馆，低回难去，心向往之的也只在那个有“老虎尾巴”的平房小院，于与其相配的那些壮阔建筑，并无多少兴味。现在对历史文化名人遗迹，各地都很重视，这是好事，但相随其后还有若然的势不可当的假大空。在一些地方，似乎哪怕仅仅是个传说，说是某某名人在当地留宿过几夜，也可能搞出个某某“故居”来，而建筑物的求大求阔，更是常式，不是塑像、香案、烛台等地装点起来，弄成个俨然庙宇样，就是亭台楼阁，小桥流水，造出一种贵族士大夫的家宅景，仿佛那些文人生前的生活，就是这般神圣，这般富足，这般惬意，这般诗情画意，又时逢海宴河清。其实这都是想象，用意虽好，使死者地下有知，我看也不会认账，必要涕笑皆非的。
　　有无必要重复一下上面话的意思呢？我的意思是说：对历史文化名人，在精神的纪念之外，于物质形式上，能搞点“真”的东西更好，没“真”的可搞，也不是什么缺憾。最无聊的是没“真”的要搞假“真”的，小“真”的要搞大“真”的，虚“真”的要搞实“真”的，作伪，克隆，膨化，注水，借历史文化名人，搞一种名曰文化其实是伪文化的文化浮夸。马克思身后，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占地不过“一抔土”而已，可是谁能否认这位智者的精神力量，所带给20世纪人类生活无与伦比的影响？相反，金字塔和十三陵下，埋葬的都是历史上一时权力顶峰人物，陵墓巍巍，令人叹止，可那墓中的阴灵，又有几人会弄清他们的尊讳？自然，作为文物与旅游资源，还是极可宝贵的，此属另外话题。
　　
　　《中国文化报》2002年12月21日，刊时有删节，现按原稿补上；《报刊文摘》2003年1月1日有摘载）

　　一家报纸上有一篇《教授与明星价格比》的文章，虽然只是200来字，涉及的却是一个大话题。说大，是因为相同或相似的对比。时时见于各种报刊，几乎成为流行的价值评判了，这就值得一议。
　　上海交大李德教授到企业讲课，一天半得报酬1万元，这与影视明星赵薇32万元的出场费当然不成比例，但怎能因此就发出诸如“十年寒窗苦是不合算的”、惟有叫子女报考“明星学校”才是“明智之举”一类感慨呢？一谈分配不公的问题，都拿明星的收入说事，这样的对比除了比出金钱至上，还能比出什么积极意义？
　　美国总统年薪20多万美元，名模克迪娅年薪1000万美元，篮球明星乔丹参赛费一场30万美元，拳王泰森卫冕赛，平均每分钟2500万美元，喜剧大师森瑞·赛恩菲尔年收入高达2.25亿美元。倘拿美国总统收入与这些明星收入比较，不知美国总统与社会公众，会不会因挣钱少于明星而有认为做总统“不合算”的想法？好像没有。相反，倒是与小布什搭档上台的切尼，原任哈利伯顿公司首席执行官，年薪2640万美元，却偏要舍高就低，竞选年薪只有18万美元的副总统，颇能给人一种别样的价值思考。
　　如果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的事不足为训，那么我们翻一下历史资料，可知当年列宁的工资不过500卢布，而给予艺术家名作家的工资却达上千乃至数千卢布，令其“食有鱼，出有车”，还住着花园别墅。我国解放后给毛泽东等国家一级工作人员的工资也不过500元人民币，而给梅兰芳、马连良等艺术家的工资则为2000元人民币，是前者4倍。显然，不管在什么社会制度下，价值评定都不完全是以金钱为惟一价值尺度的。权力、名望、地位、理想、信念、道德、学识等，都会令人深信不疑地作为价值目标去不懈地追求。
　　现在人们“眼红”演艺明星的收入，原因之一，可能是看他们来钱太容易，这可能是市场机制的负面影响，造成一些不合理因素；但同时也应该承认明星的“明”，总还是稀有价值的反映，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是符合大众需要的精神文化生产，不宜简单否定。其二，也有人以为当今世界演艺明星收入最高，树大招风，财多致议，乃是必然，但这并不符合实际。讲收入水平，企业明星比演艺明星、体育明星都要高。有人统计，乔丹不吃不喝，把全部收入存起来，要干270年才能赶上比尔·盖茨的财富。就算文体明星收入有些特殊，也不能用劳动价值理论加以说明，讲价值比较，拿特殊比一般，不合逻辑。
　　说了以上的话，不是主张知识分子活该“九儒十丐”地生活，没那道理。知识分子总体生活状况无疑还有待进一步改善，但这个改善，应当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兼顾社会各阶层收入水平。教授讲课的收入固然可以与明星比比，却也不妨与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比比，中国还有多少人一年挣不到李德教授一天半讲课的报酬？如果只比高的，不比低的，只比极端的，不比普遍的，是比不出好心情的。心情不佳，长期处于愤懑状态，郁郁寡欢，对工作和健康也是非常有害的，这才是最“不合算”的。
　　　　　　　　　　　　　　（《中国青年报》2001年6月18日）

　　我国邮政业的发展变化与其它行业一样，令人瞩目，无可别议。这里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普通邮民对邮政业的一点感受，因为包含了更多的期待，所以就侧重要说一说它的不足之处。
　　一是邮件直投问题。邮件直投是指除军营、机关和本身拒绝直投的单位，以及在地理位置上邮政难达之地，凡属对个人的邮件都应直投到户。这是多年来呼声甚高的一个邮政难点，但在邮政方面，关注与改进的意向似乎并不明显。现在除城市中心一些相对已是少数的老居民点是邮件直投外，在城乡的大多数地区，仍是经由中间环节的邮件间接投递。间接投递的不良性已见于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拙作《二传邮政》一文，不再赘述，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快速而规范地实行邮件直投。眼前有个事实明摆着，那就是像《羊城晚报》、《北京青年报》等一些报纸的自办发行。这些报纸对它的订户是不管你住在哪里，是否永久性住所，是否行事方便，临时工棚也好，路边摊贩也好，高楼顶层也好，只要是订了它的报纸，就给你送上门去。这一点邮局做不到。讲投递成本，送一份报纸与送一宗综合邮件根本无法可比，可成本高的能做到的事成本低的反而做不到，你说此理怎讲？
　　二是日（晚）报日读问题。特别是当地日（晚）报可以在当地城镇当天读到，应该是顺理成章之事。可是这在一些地方邮局依然呈困步艰难之势。即如笔者所在这样的大城市，我的住地又是距市中心不过半小时快速车程的区政府所在地，当日竟看不到经邮局订阅的《××晚报》。然而就在这里的邮局门口，报贩都能准时将当日的晚报推上市面，你说这事又是怎样跷蹊？
　　就邮件直投我咨询过多家邮局，获复均不得要领，并且回答又多持否定意见。其中有一说法，是说居民小区的“信报箱”设置不完善。可是我亲眼见到过不少居民小区，楼底邮箱一排排，却是经年尘封，全系闲置，这能说有了邮箱就能保证邮路畅通吗？同时，这也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统一设置居民“信报箱”是否有必要的问题。现在通讯手段多样，决不是如昔日的唯邮政为一途。现在的网民基本不用书信，玩派人物对书报更少兴趣。所以要求居民小区必须堂而皇之为每家每户都置一个“信报箱”，实在大可不必，也是浪费财力。何如由邮局与邮民直接对话，搞搞供需见面，有则置之，无则略之，岂不更好？过去我们事无巨细搞“大一统”弄“花架子”惯了，吃亏不小，难道今天还不肯丢弃那种作风吗？
　　《孟子》上有个故事，叫“葛伯仇饷”，是说古时葛国有个国君，为了眼前利益（一碗饭），把给他们送饭的人都杀了。剔除这故事的具体历史内容，就一种认识方法看，这故事应当说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上给社会的各行各业都提供来了丰盛之餐，可有些方面偏要把这样的机遇拒之门外。拒绝竞争，迷信垄断，以为得着某种“垄断优势”，就是住进富贵“保险箱”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就大错特错了。事实是，面对市场规律，什么样的经济垄断，都不过如“枯鱼衔索”，情形非常不妙。从媒体得知，近年邮政业总体是亏损的，为什么？原因当然非一，但有没有因其依恃特有的“垄断优势”，而致马失一足的因素？我看甚当一检。
　　　　　　　　　　　
                               （《北京日报》2001年7月29日）